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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和西医的区别?
发布日期:2019-09-01 18:49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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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为什么从来没人做过原地大风车的倒放?,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

  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体系以解剖生理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基础学科。

  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体系中的诊断技术更多的是借助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做出对疾病准确的诊断。医生利用自己的感觉器官通过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嗅诊等方法或借助听诊器、叩诊锤、血压计、体温表等简单的工具对病人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来诊断患者的疾病。

  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

  但世人也许并不知道,中华民族在这四项伟大的发明之外,还有一项更伟大的发明,那就是中华的国粹——中医学。如果要说意义的话,也许中医学对未来人类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前四项发明,因为它将是人类告别纯物质文明,走向新文明模式的一座桥梁、一座里程碑。

  在本世纪初期以前,古老的中医学尽管有无数的病例可以证明其有无比的价值,但在有些方面不完全符合现代西方科学的“规则”,故而被排斥在科学的大门之外。这也难怪,用现代科学是无法规范中医学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说中医是内科还是外科?如果说它是内科,可中医往往离不开推拿与针灸;如果说它是外科吧,可中医又涉及汤剂。这就让那些办事很认真的外国人感到为难,因为西方基本上没有内科外科混为一体的医学模式,怎么看中医也不符合规则,美国就规定:凡进行针灸的,必须有外科行医执照。

  另一方面,中医从头到脚散发着西方人不能忍受的迷信气味。例如,明代大医学家张介宾就说:“是以《易》之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鉴、”而且中医普遍有“医者,《易》也”的说法。《易》是什么呢?它就是《易经》啊!说起《易经》,那可是了不得的,现在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部卜巫之书,就是从前巫师用的经典之作,是彻头彻尾的迷信。再看中医的架式,治病先要望、闻、问、切,望是什么,就是相面术,中医满嘴的精气、阴阳,西方人就是想破了脑袋也不会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这类词句绝对是不能翻译的。于是,如果承认了中医,那无疑要承认许多稀奇古怪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在西方人看来又散发着迷信的臭气。

  中医学还有一个特点令西方科学不满意,那就是它的经验性,或者说它的主观性。中医的医就是“意”,这个意有很强烈的主观意志性。比如,像把脉这种事,那就全凭经验,同样的浮脉或洪脉,它主什么病,虽然有一些医书的根据,但更多的却是凭经验,凭感觉,这里面玄妙得很,只可心领神会,却不可言传语达。这与西方实证性的规则是不相符的。

  更成问题的是关于中医的来源问题。西医学的源头有一条十分清晰的脉络可寻找,它是来源于生理解剖学。而中医的来源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有人说,中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在劳动过程中积累而成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上山割破了手,他偶尔抓起一把草按上去,鲜血马上不流了,所以知道此草有止血的功能等等。但这个解释很难令人信服,最主要的是它没有实证性,因此当然很难被西方现代科学接受。

  西方现代科学不承认中医学那该怎么办呢?中国人采取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把中医的理论猛劲往西医上靠,你不是不理解什么是经络吗?那好办,我把经络说成是血液循环系统或神经系统不就行了吗?第二种是把中药还原成化学成分,你不是不懂中医的汤剂吗?那也好办,我把汤剂还原成你知道的普通化学分子式。许多人给这种方法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中西医结合”,实际上,这样结合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非驴非马的怪物。

  比如说,近几十年我们发明了中医化学,即用化学检测的方法来研究中药成分。也就是说,把中医最终还原为西医学,将草木、动物、植物、矿物质等中药最终以化学分子式来体现。这种方法合适吗?化学的配方可以完全还原中成药的疗效吗?如果能,那也就无所谓中医和西医了。中国人用这种方法试图弥补中药药理的想法很可能是大错而特错,这对中药根本于事无补,甚至我们是在出卖自己的医学。

  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医有一剂“当归补血汤”,用黄芪和当归组方,它是根据中医“有形之血不能速生”,而“生于无形之气”的原理,实际上并不是补血而是补气。如果要用化学检测的方法来说明药理,那么你就必须解释什么是“气”,这个“气”相对应的是西医中的哪个东西,这个“气”与血又有什么重要的关系,黄芪中哪一种化学成分与“气”的哪一个部分发生作用。如果解释不了“气”,那么即使把当归和黄芪的化学成分分析得再清楚,同样无法说明中药的药理。

  大家知道,中医的单方并不多,在实际中使用的大多是复方,《黄帝内经》载方13,《伤寒论》载方113,《本草纲目》载方11000,绝大多数都是复方。中药的复方是按君、臣、佐、使配伍而成。复方的配合,治病只是一个目的,更重要的是调节阴阳平衡,扶持正气。那么何为阴阳平衡?何为正气、邪气、清气、浊气、病气?在西医贫乏的词汇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语词。那么用化学检测的方法来分析复方,你最终想说明什么?再说,每一种中药中都有几十种,甚至百种化学成分,比如山植的化学成分就有七十余种,这样算下来,一副汤剂就很可能有上百种。上千种化学成分,这些成分又是如何体现君、臣、佐、使原则的?化学检测的方法可以回答得了吗?

  中医十分讲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气候、时令、地理等因素直接体现在中药里,比如说,按照中医的观点,立秋前后许多药物性质是完全不同,早一天采摘和迟一天采摘区别很大,那么这种差别能体现在中药化学检测中吗?一种草药在立秋前和立秋后它的化学成分可能发生变化吗?同时,中医用药的时令性也很强,同样一种病秋季的用药与初春的用药在原则上就有很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是西医所没有的,同样一种化学药品使用时一般也不分时令、季节、地理环境。

  事实上,用化学检测的方法来分析中药药理的做法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它或许可以在几剂中医复方中有用,但却不能概括整个中医药。

  比如说,中医的用药大部分是口服,也有一些外用的,但却从来没有静脉注射的,打针这玩艺是西方人发明的。现在发现,将中医提取出的化学成分改为西医静脉注射法,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这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将中药用现代化学的方法处理是没有效果的。

  再者,现代西方医学的化学分析法并不是万能的,尤其对于中药而言更是如此。有的中药对动物没有丝毫疗效,但对人却有疗效;有的则是对人无效,而对动物有效。这样一来,研究西医常用的动物试验法就失去了作用,基本堵死了用化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药的路子。

  还有一点,根据西医的观点,只有那些有生物活性指标的化学成分才有治疗的功能,才能被分析研究。可实际上,许多的中药并没有生物活性指标,但它们恰恰可以治病,这与西医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

  由此可见,用西医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说明中医药,基本上属于瞎胡闹。许多人都因为中医学没有现代科学原则作支撑,所以心里发慌,在骨子里是自己瞧不起自己,于是,厚着脸皮硬往西医上靠,认为只有这样中医才能成为科学。这是多么可悲的想法!中医存在的价值根本用不着西医来承认,西医没有这个资格,早在现代科学产生的几千年前,中医就是一个完整的医疗体系,在人类医学史上更有发言权的不是西医而是中医。

  从中医学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医与西医学走的是两条路,如果硬要区分出谁高谁低的话,我们可以毫不脸红地说:中医学在整体上要高出西医学一大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古老的中医里有许多是西医或现代科学根本解释不了的东西,更气人的是,不论你解释得了还是解释不了,中医一直在有效地使用着,你说到底是谁先进谁落后呢?

  比如说经络学吧。经络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中医是建立在经络学基础之上的,《黄帝内经》说经络:“行血气,营阴阳,决生死,处百病”。那么什么是经络呢?它又是怎么来的呢?曾经有人说,经络是血液循环系统,也有人曾说经络是神经系统,都是用西医理论会中医,根本就说不通。经络既不是血液循环系统,也不是神经系统,经络就是经络,目前它对全人类来说也是一个迷,因为经络在现代解剖学上是看不见的。

  有报道说,中国医学家祝总骧通过多年研究发现,经络是不依赖中枢神经和血液循环的隐性循经感传线,是条低阻抗、高电位、高发光的线,是由一些看得见的微小结晶颗粒组成的带状物,它在人体上宽约一毫米。几年前,法国学者通过在穴位注射放射性物质锝,利用锝的R射线可以使底片曝光的原理,借助电子照相机,成功地拍下了锝的行走路线,发现得的行走路线与中医的经络基本相同,同时证明穴位是经络上的某些点。接着,日本的一些科学家采用电子计算机和全息技术,将人体由平面转为立体观察,通过荧光染色发现,穴位实际上是某些组织的“集合物”,它具有高度的灵敏性。由以上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我们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仅仅证明了几千年前的一个命题是正确的,但又不知其所以然,人类绕了一个6000年的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真是太有意思了。

  既然经络是已经被证明存在的,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涉及到中医的主要对象是什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印象,中医的全部理论并不针对肉体的疾病,而是针对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那东西被称为“气”。“气”的理论是中医学的最高范畴,《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一致也。”中医用来解释人体生命的一条主线就是“气”。

  气是生命的本源,《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阴阳五行是气的运动形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阳化气,阴成形。形气交感而化生万物。”《生气通气论》说:“生之本,本于阴阳,其生五,其气三。”五运六气是天地的气化,金、木、水、火、土为五运,风、热、暑、湿、燥、寒为六气,它强调“天人感应”的思想。

  藏象是人体的气化,《阴阳应象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为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六节藏象论》说:“以其气命其五脏。”

  病因病机在于气化失常,《素问?举通论》说:“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阴阳应象大论》说:“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也就是说,气无时无刻不在身体内流转,所谓的病就是气在流转过程中受到了阻碍。

  诊断必须全面诊察精神气血,人体病变,可由外在各种表现诊察得知,因为机体气化是“内外相袭”的,“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灵枢?本藏篇》。

  治疗在于调理气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灵枢?本神篇》说:“必审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

  那么中医里的“气”又是什么呢?这可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首先,气绝对不是指人们的身体,《内经》中曾明确地说,“气先身生”,虽然在表述上它有些唯心论的嫌疑,但它却说明气与身体不是一回事。其次,气也不是指人的思、虑、忧、喜。悲、恐、惧等显意识状态,因为任何显意识状态都有对应的刺激物,也有负载它的可见身体器官,比如说,当身体受到伤害时,人会产生痛苦的感觉,伤害是外在的刺激,神经系统是痛苦感觉的载体。此外,人的显意识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文化类型,像恐惧、爱好等等。

  气在中医里是精、气、神的总称,在藏象学中又化为神。魂、魄、意、志五种形式,由此可见,中医里的气乃是指精神,是一种脱离肉体的纯精神,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文化、个人修养等,说白了它就是宗教中所说的灵魂,它是潜藏在我们身体之内的另外一种生命。

  中医的“气”是灵魂的推测,也可以从“气”字的甲骨文中得到证实。气在甲骨文中写作“”,于省吾先生认为,这就是中国八卦中乾卦的符号,即三个阳交。乾为天、为大、为生,故甲骨文的气字可以直接理解为生命或生命之本。实际上,甲骨文中的气字还可以理解为数字三,《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气”字同样可以理解为万物生命之源。那么,这些气是从哪里来的呢?甲骨文“气”这个本字的构成也同样告诉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气”是别人给的,《说文》释“气”云:“气,馈客刍米也。从米,气声。氧即馈也,给也。”这个解释与上古造人神话在解释灵魂的来源时是一致的。值得说明的是,在中国的造人神话中没有神“给气”这个细节,而《说文》中的这个解释恰恰弥补了神话的缺陷。从这一点,我们再一次震惊于世界神话的一致性,再一次感到远古文明是一个完整体系的文明,里面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

  因此,中医并不针对肉体的疾病,而是针对精神的健康,它认为,只要精神体健康了(气在体内流转无阻碍),肉体就必然健康,为此中医最讲究养气、调气、理气。从这点上讲,中医是“中介医学”,它是站在物质肉体与精神生命之间的一种医学体系,作用在于协调双方的平衡。

  中医的存在恰好可以证明我们的假设:在人类的身体内部确实有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存在,这个生命体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精神生命体。它不以有形的方式存在,而将自己的生命化为无形之中。如果说肉体是我们生命存在的证据,那么,经络就是精神生命存在的证据。中医从根本原则上是站在精神生命体与肉体之间的一种医学体系,它调节着肉体与精神的相互平衡,而最终它关注的并不是我们的肉体,而是为精神生命服务的。

  我们推测,中医的基本原则可能是这样的: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当精神生命受宇宙空间各种作用力影响时,它也有健康与不健康之分。当它不健康时,就直接表现为肉体疾病。同样,肉体自身的病变也会影响到精神生命的健康状态。因此,中医的作用就在于调节双方的平衡,沟通与传递信息,用精神强大的力量来治疗肉体疾病,同时用地理、气候、季节等因素来协调精神生命与宇宙自然的相互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中草药治病的机理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矾理决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将中草药还原为化学分子思想是错误的。中草药中一定有精神生命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也不体现为化学分子结构。举一例子,古老的中医学中有“十八反,十九畏”之说,指的是药物配伍上的禁忌,但这种禁忌在现代科学里找不到依据,如,“甘草不能配甘遂”,但用兔子做试验时,未发现任何反常的现象,心跳、体温、瞳孔、肠胃均属正常。再比如,“半夏贝母反乌头”,在药理试验时也未发现任何毒副作用。由此可以推断,“十八反,十九畏”配伍原则所针对的并不是肉体,而是精神生命,意思是说:如此的配伍会伤害精神生命。

  中医学号称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在世界医学里独树一帜。与西医相反,中国的中医完全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从来就不主张生存与毁灭,征服与被征服,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切人人体与疾病的关系当中。

  中医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黄帝内经》讲到疾病时总离不开气候、季节、周围自然环境等因素。中医意义上的人;并不完全指肉体的人,而多指精神方面的人,强调思、忧、恐。喜、惧等等内在精神因素与疾病的关系,《素问?举通论》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上,思则气结。”故有“思伤脾”、“恐伤心”、“忧伤肺”之说,中医的藏象五神也是指神、、魂、魄、意、志,指的就是人的情绪、思想、意念、心理等精神的东西。

  比如说,中医的所有理论都是以“气”为中心展开的。中医认为,“气”是生命的本源,阴阳五行是“气”的运动形式,五运六气是天地的“气”化,藏象五神是人体的“气”化,病因病机在于“气”化的失调,治疗在于调理“气”机。而中医讲的“气”,不论从哪一个方面讲,它都不像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类似灵魂一样精神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医主要是以精神体为服务对象的医学,方法在于协调精神体与肉体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基本理论之下,中医的治疗思想和方法不是征服与毁灭,而是调和与平衡,它的最高原则不是把侵入的病毒杀死,而在于阴阳平衡下的转化。因此,中医特别讲究养气、调气、理气,盛则泄之,虚则补之,寒则热之,热则寒之,促使阴平阳秘,补偏救弊。

  由此可见,中医学的着眼点不在人的物质方面,而在人的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的方面,它的突出作用在于沟通物质肉体与人类精神的信息,起到中介调和的作用,因此我们把中医称之为“中介医学”。

  现在我们来综合一下,西医学由于体现着物质文明的普遍原则,我们将它称为“物质医学”;中医学则与西医相反,它是站在物质肉体与精神之间,因此,我们把它称为“中介医学”。如果世界是由物质及精神构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医在自然层次上所处的位置,物质(西医)——(中医—中介)——精神。

  如果说“世界是物质的”哲学观点,导致了西医的产生,那么导致中医产生的基本哲学观点又是什么呢?虽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了解物质结构的人才可以发明西医学,同样,只有了解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结构的人,才可以发明中医学。因此,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促使中医学产生的理论要比促使西医学产生的理论高明。

  必须注意的是,中医中介的特点,并不是它单独具有的,它是中国远古文化大系里的一个分支而已,正如同西医代表着物质文明的普遍原则一样,中医中介的特点也代表它所属的那个文明体系的普遍原则,即东方文明的普遍原则。医者,《易》也,《易》为《易经》,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纲,因此整个东方文明也可以称为“中介文明”。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以《周易》为中心的所有文化形式,都带有中介的特点,中医是中介的,气功是中介的,针灸是中介的,中草药的原理也是中介的,道家关于人的一切理论也都是中介的,巫术、占卜、相面等等都是中介理论的具体操作方法。

  中医与西医的区别,简单的说就是,西医研究的是人体,而中医研究的不仅仅是人体,而是把人体置于其必将面临的生存环境进行综合的思考,此即天人一体。所以,中医理论其实比西医更胜一筹。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医包括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根本就没有体现出中医理论的优势。

  摘要:当前中西文化比较的文化热不仅为中西医学间的对话提供了难得的学术氛围和可借鉴的成果,而且使中西医结合走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中西医的主要区别在于学科起源、自然观、科学方法结构论、诊疗技术、概念语言等方面的不同

  关键词:中西医差异、 学科起源、自然观、科学方法结构论、诊疗技术、概念语言

  在我国,自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以来,民族传统文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裂变和震荡,余波至今未息。围绕中西文化的特质、优劣,传统文化的出路和改造等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人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在近代,“五四“前后,许多民族精英殚精竭虑,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果实。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共和国成立后一度沉寂了的东西文化比较研究重新唤起了学者们的热情。根据目前的势头判断,用比较的方法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分析西方文化,将是一个际会风云、令人瞩目的学术领域,将为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建产生积极影响。中医学属三大”国粹“之一,本身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西医学则根植于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闭, 极端的君主专制,及中国人民和学者的杰出智慧和勤劳,为中医的独立发展和繁荣昌盛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正是这样特殊的环境,为中国医学提供了一条与西方医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在鸦片战争后,虽然西方用炮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中医此时已经有了自己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实验方法, 足以抵御西流的侵蚀。 所以,在中国从基础研究之物理学、化学乃至民生实业之工业、农业纷纷为西方所同化或浸染时,中医却能保持其独立的姿态生存下来,这首先在保持民族独立性上就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尤其是在世界后工业化潮流以来,人们开始反观文化,反思西方哲学赖以生存的理性主义, 这时,中国哲学的魅力再一次彰显出来,中国哲学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医学领域,中医则越来越受世人瞩目, 虽然许多理论无法为西医解释,但事实却证明,很多西医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医却能游刃有余,取得令人瞩目的神奇疗效。

  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学科背景,而目的又同时指向人类健康状况的改造,两者的比较就显得格外有趣而意义重大。

  本文将对中西医差别作一简要对比,因为中西医比较是一门意义深远而博大精深的学问,在这里不可能对其囊括,叙述错误和不及之处请老师指正。

  在引言中已经反复指出中医和西医的起源背景不同,而正是这一不同,促使中西医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也才有了两者以后的诸多不同之处。

  简言之,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也就是为了深入研究事物,把事物分析成为其组成部分,一个一个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西医的毛病也在于此。

  中医中药作为中国的传统医学,其起源可上溯原始社会。中国的先民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分受到刺激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的治疗方法,并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可见,西医起源于逻辑,而中医更多起源于人们医疗和解毒的实用过程中。而这也导致了两者在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实验方法不同。

  中医实用性的实验忽略了临床与实验的自然分工:临床以实用为主,实验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以尝试和经验为主的中医不注重实验的受控性,从而影响了中医实验的说服力。在思想基础上,中医人尊物卑的思想固然妨碍了动物实验的开展,但即使是人禽(畜)一理的思想也无法对动物实验做出较具科学性的说明和指导。因此,在动物实验上,中、西医古代动物实验有了两种不同的前途:西医形成高度发达的动物实验科学,而中医在几千年间动物实验一直是零星的、简单的,没有呈现逐步进展的趋势。中医动物实验的优势基本上没有得到展示和发挥,故其存在价值不高。而西医古代实验发挥了基础研究的特长,不断为临床提供新的理论解释,故其存在、发展得到承认和重视。中医古代动物实验的另一特点是主要用于证实已知,往往是已经了解了药物的临床功用后,恐不信,以鸡试之,何以验之,曰:请试以鸡犬。所以生命力十分微弱。西医古代动物实验则专重于研究新事物,以其新来求得有用,以其有用而产生勃勃生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医古代对动物实验的认识上的缺陷是阻碍其自身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另一方面讲,西方医学起源于18世纪自然科学和理化技术的发展,注重实验和对人体的无限细分,甚至到达细胞、亚细胞与分子水平。从本质上说,这种方法是机械的,而非有机的;是局限的,而非整体的。中医虽然不注重动物实验,但对人体的动态变化和情志活动有深入的理论研究。这便是西医的还原论与中医的整体论之争。

  中西医在经验和实验严重不断发展成熟,其标志之一就在于各自自然观的形成,可以说,到这里,就决定了两者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中医是整体论的观点。中医基础是《内经》。《内经》强调:“天人合一”,“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突出地强调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有一种共生的关系。这种“整体观念”构成了中医“人与自然”观的核心。这里有两个层面。其一是指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人体割裂起来看待,人的脏腑、气血和经络各有不同的功能而又互相关联。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人是一个“天然人”或“自然人”,是呈现在医生面前的一个自然研究对象。“自然人”内部结构和功能十分复杂,但它们在“自然法则”的指导下分工协作,井井有条。其二是指人与自然也是一个整体,人类的繁衍和生存是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和机体进行自我更新的结果。作为人类目前唯一的家园,地球与人类的关系是最直接最密切的。地表自然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各种自然条件,对人体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人类必须适应和顺应自然界的地理、环境、季节与气候,必须和自然融为一体,才能正常地生活和繁衍。这两个层面集中地反映了中医“人与自然”观的主要内容。它广泛体现在中医的病因、病机和理法方药诸方面,并由此产生了辨证施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人、因地、因时制宜。

  与之相比,西医是还原论观点。西医学是在西方哲学及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按照西方的主导观点,任何生物学问题是必须在物理化学的层次加以阐明才算是得到根本解释的,也就是必须还原为物理化学问题。这种观点可称为还原论。而根据这种观点,整体由局部组成,高级运动由低级运动组成,可一直追溯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因此,自然就会重局部而轻整体,重分析而轻综合,重微细结构而轻相互关联。

  文艺复兴后,西方从教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并导致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语言的科学理论。由于力学和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仿佛任何科学问题都可以还原为物理问题而得到解释,还原论就是如此产生的。热力学可以还原为统计力学,电磁现象可以还原为带电粒子的运动,化学可以还原为原子物理学,典型的化学现象可以用原子的属性来加以解释。那么,生物学的问题似乎也就必须还原为物理化学问题而得到阐明才能够令人满意。西医特别强调“对症治疗”,实际上就是还原论的一种体现。

  中西医基础不同,在内就表现为哲学思想和自然观不同,在外则表现为诊疗技术不同。

  《内经》十分强调人要适应自然,“应之则平,不应则病”。这里隐含着祖国医学诊疗的两个原则:

  第二,人要主动地适应自然,未雨绸缪能使机体有充足的应变期。精神的主导作用在这里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首先,它是一个心智问题,主观意志引导人去做该做的事,从而使人体事先、提前或循序渐进调整到理想状态。其次,它是一个情志问题,适宜的情志使机体处于完好状态,能以不变应万变,尽管这个过程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

  所以,在诊断上,中医习惯于从环境和人体的关系上寻找病因,所以望闻问切中的望闻问是最重要的,而切则放在最后。因为通过望闻问可以体察出人体与环境的异动,从而找到病因,而切则是看人体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回应。

  在治疗上,中医很早就明确提出了司七情和神、魂、魄、意、志等活动的五神脏精神情志活动,并从多种致病因素着眼应用调理气机的方法达到治病的目的,这显然得益于中医的“人与自然”观。值得注意的是,情志因素在中医体系中不是单纯指人的感情状态(很多人误以为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等),它包括的范围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思维活动和潜意识等。思虑过度而积劳成疾是中医常见的病因之一,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西医则较强调用现代化的理疗手段,如医学影像、医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寄生虫及检验技术、免疫学及检验技术、微生物学及检验技术、病理学及检验技术、临床基础检验学、血液医学及血液学检验等方面对病人的各方面理化特性加以定量的描述和剖析,进而找出病因。在治疗上,强调清除病灶,杜绝传染,制止蔓延。

  不同诊断方法的最本质区别在于着眼点不同。 中医重在人体与环境的关系,而西医重在病本身。 中医中很少辩症,而西医则强调对症治疗。

  但在近几年,由于受西医潮流的影响,有些观点认为:中医应当加强临床成果转化,甚至认为目前的中医临床实践所应用的诊疗技术没有攻克一批对中医现代化发展带动性大、覆盖面广、关联度高的关键技术及其配套集成技术,影响了中医学术的创新和发展, 影响了中医优势和特色的发挥, 影响中医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影响了中医在中国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中作用的发挥。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 我国中医确实应当加强中医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加强古方和传统诊疗技术的整理工作,加强中医诊疗技术行业认可和推广,但从另一方面讲,我认为相比西医的诊疗技术,中医诊疗技术的优势正在于其成本低,易操作,尤其是在贫困地区的推广性强。 看一种诊疗技术是否可取,应当看其可推广性和有效性,而不应一昧向国际靠拢,追求高技术含量,高成本。

  总之,两种诊断手段应当是各有千秋的。 中医好在防,在慢性病和制止病灶扩张方面也有好的疗效。而西医在清除病灶方面的见效比中医快而且效果较好。

  任何一门学科在发展的成熟时,都是以其特有的行业内语汇为基础的。最后,我想通过对中西医语言的剖析,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中西医差别。简言之,西医以物理化学为基础的逻辑语言为基础。而中医以“易”为基础。

  中国古代对这样两种语言的不同有一较明显的区别和阐述:那就是“名”和“道”的区分。“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当人们面对事物时,他首先描述此与彼之间静止存在的区别,此所谓“名之”。而当他描述相关的情绪感受时,则用比喻,象形的方式喻见内心的评判,则谓“道之”。例如“娓娓道来”,“名状道物”等。但遗憾的是,古学者自此而后,更注意“道之”的发挥。“名之”被冷落了。中医理论概念的模糊和承接的艰难自此留下了“伏因”。形容词就这样在人们面对事物时,对人类被动情绪的描摹和分辩来区别和认识有关事物的某些内容。所以中医的语言常常是以形容词为核心的,描述的是一种感觉。这样的“感知能力”也同样存在于使用形容词的东方学术以及艺术语言之中,他们详细记录着它的存在,并力图使其日益精确。每一次的“形容”都似乎是人类对“事物”以“情绪”为测量仪而进行的认知活动的证明。而整个学术发展史则象以“情绪”和“事物的生动性”为依据的对自然及外在事物的一次分类认知过程。

  与之相反的是自然科技语言,在主谓宾结构的句子中,形容词是修饰名词的,它的存在使语句“生动”,而没有它仍可使句子在逻辑上完整存在,复杂的科技用语中,强调逻辑严密的名词概念和步骤清晰的“动作方程”,因而简洁明了的语言环境是它的需要。常常需要假设一些更单纯的语言背景。因此修饰性的形容词逐渐被拒绝。一同被拒绝的是语句的“生动”,自然科技时常认为在人类认知之中,对“生动性”的认识不是必需的。

  这就是西医与中医语言的差别之处。中医学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其中涌现许多学识渊博的医家。他们都通晓“易学”、“阴阳五行学”、“五运六气学“等。这是一个与中医基础理论息息相关的概念和语言体系,而此体系同自然科学语言近百年来针芒相向、艰于会通。西方科技的传播过程中对中医的现代研究得到较广泛的开展,但结论却总是对其理论的解释和对其治疗的“求证”。自然科学语言在对中医学深层理论的演绎中始终力不从心,二者的对话有如隔膜,然而在一名老中医和他的弟子之间的交流,却没有任何“隔膜”。在他们共同的视线中,“肾水”和“脾土”如同牛羊和青草一样形象鲜明。这也许提示现代学者须先退后一步,首先要描述有关传统医学中的基本理论和研究角度,即构架理论的语言概念和描述对象的问题。并力图中医学基本的研究立场才能相互理解和沟通。

  中西医学汇通学派的历史悲剧,近代中西医学论争的不愉快回忆和试图消灭中医的逆流,乃至把中西医结合当作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方向等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近、现代中医发展中历历在目的事实告诉人们:中西医学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忽视这些差异,人为地以一方取代另一方,或强拉硬扯地去融合,结局必然是悲剧性。

  中西医学比较的目的不是武断地评判它们的是与非、功与过,不是简单地论证谁优谁劣,谁胜谁负;更不能凭主观情感之好恶,有意无意拔高或贬抑某一对象,或出于“古已有之“的陈腐信念而专意发现我们的”世界第一“,争所谓发明权,而是通过沟通相互理解,从而为人类健康谋求一份更坚实的保障。从事比较研究时,可比性和客观性始终是两大原则。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在叙述中西医的差别时,我们可以意外地发现,中西医这两门看似迥异的学问原来有如此之多的可以沟通的地方。对中西医的差异比较的另一个侧面作用是它使我们意外地看到了在中医和西医各自体系内都看不到的这两门医学的相对优势和相对不足。当代美国数学家哥德尔的研究表明:每个系统中的各组成要素间存在自我相关性,自然和社会中的环节系统都是有层次的,身处一定系统层次之中的个体,不可能对该系统的一切性质和特征(尤其是总体或带根本性的物质)获得完全清晰的认识,只有跳出原来系统到另一个更高层上,才可望解决原有系统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某些重大疑团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了识破中国传统医学和西医学的“真面目”,除分别可以从中西医学本身进行科学的考察外,还需要寻找一个宏观,全新的视角,通过与别的异质医学体系的比较来达到,而这,应当是中西医学比较在医学之外的更为深远和广泛的意义。

  展开全部中医,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当然是药材了,多出于自然,草木精华,虫兽矿石,重在调理。

  西医,最先想到的,当然是化学了。炼金合成了。多是些人工合成物质。重在立竿见影。